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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一辈子,总得做点什么。” | 忻遇专访:一个理想追逐者的内心

时间:2020-04-02 点击率:

Photo by Kirill Sharkovski on Unsplash 

最近有很多人为工作发愁。有些为找工作,有些为换工作,有些担心丢工作,有些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却不敢换工作……

 

我们似乎总在生存这个问题上担忧。为了生存我们不去考虑自己喜欢什么,暂时放下自己所喜欢的。现实教我们越来越现实,越来越理性,我们称之为成长和成熟。

 

可是,你是否想象过一种场景——做自己喜欢的事,坚定地追逐自己的理想?

所幸的是,世界上仍有这样的人,没有被世俗的洪流裹挟,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放弃现实中难以割舍的安稳,奋不顾身地追寻自己所爱,去实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意义。

 

我所认识的一位老师就是这样。

 

出生于江苏农村,34岁成为副教授,36岁辞职去哈佛学习,45岁获心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尝试创建自己的心理学流派,努力在国际心理学界留下黄色面孔的声音。

 

他就是朱彩方老师,北京明向文化发展中心创始人,人社部心理督导师,国际超个人协会副秘书长、理事,美国心理协会咨询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团体心理治疗分会会员。朱老师戴着高度近视眼镜,50多岁的脸庞上的笑容却十分童真。谈到自己的经历时,他谦逊、低调,却充满坚定。

 

Q:您出生在江苏农村?那里的生活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我是当年中国8亿农民家庭之一的一位子弟。1964年出生在江苏昆山锦溪镇秀美的农村里,开始时三个家庭住在一起,十分拥挤。爸爸有很多书,尤其是古典文学和连环画,别人老来借书。8岁时我们搬迁至临近的一个小岛,书几乎弄没了。父亲从岛外运土回来将宅基地和房子一点点盖大。童年给我留下了许多淳朴的记忆。

 

高一时我胃出血,晕厥了。后来学不动,高考失利。休养了两年后,重新高考,1982年考上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当时我们那里的人考上海、南京、苏州的大学比较多。而我一个人单枪匹马考去了北京,还上了外语学院,在当时是觉得比较胆大,比较特别的。

 

Q:您当了很多年大学英语系的老师,后来是什么促使您对中西方文化感兴趣?听说您还去寺庙拜师,当时是什么让您这么做?

大学毕业时,系主任找我问我想不想留校当老师。我接受了,一毕业就留校当了老师。

 

促使我对中西方文化感兴趣的有两件事。

 

上大学时我身体仍不太好,长期失眠。那时跟学校一个教心理学的老师学五禽戏,后来治好了失眠。

气功学习深入下去,开始寻根,找到了道和佛。我先去道观拜师,和道长擦肩而过,没拜成。然后我与北京广济寺的净慧法师结缘,做了他的弟子。

还有一件事是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首届(1987-1989)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那是当时中国最好的文化领域的课,导师是国内外的大师包括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等,以及海外一些著名汉学家。当时,梁漱溟先生亲自来班上讲课,整个两年课程还未结束就去世了。

 

这个研究课程极大地开阔了我的思想视野。我被文化领域的博大精深所吸引,特别希望在这个领域有更深的钻研。

 

 

 Photo by Kirill Sharkovski on Unsplash

Q:从做大学老师到现在的心理咨询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是什么促使了这个转变?当时您是辞去了大学副教授的职位自费去学习的,是什么让您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1998年,我作为学校外派的校际交流去美国学习。学了一年,我觉得没学够,反而勾起了更高的兴趣。回来工作了两年后申请去了哈佛神学院。

 

当时我在学校已经是副教授,日子可以非常安稳。但是,在学了东西方文化比较和禅修之后,对生命的奥义,生命的广度和深度有很深的兴趣希望探索。无论从文化还是从个人成长和疗愈的角度,意义确实比教英语大得多。

 

我感觉到that’s my calling(那是我的呼唤)。所以在大学教了十几年英语的我就奋不顾身了,我觉得我得纵身一跃。

我就不相信我回来会找不到一个饭碗,不管吃什么饭。我觉得我得去换一换,去尝试,去探索。当时选心理学作为辅修是出于实际的考虑。觉得学宗教回了国,可能没饭吃,学个心理学作为后备。没想到一学还挺喜欢的。

硕士毕业那年,我二弟突然去世,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时,我急切地寻找哀伤疗愈。结合宗教与心理咨询,我去旧金山一个医院接受了一整年临床心灵教育(clinical pastoral education)。那一年在医院里接触了许多住院和临终病人,对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学习、成长、疗愈。经过那段时间,我就觉得不再想走完全学术的道路,而更希望走应用心理的路。

 

实习完之后,有人向我推荐加州整合学院。这个学校名气不大,但学的东西非常实用,而且整合了东西方的心理学,非常适合我。

 

但我当时也有顾虑,觉得自己哈佛大学毕业,怎么再去一个小的学校?在那里试了一年之后,蛮认可那所学校的内核,很适合我选择的以应用为主的方向。

 

就这样,我逐渐走上了心理学应用为主的道路,从事了心理咨询。

 

Q:您回国之后,经历了一段挺艰难的时期。当时您怎么看自己当初的决定?有没有后悔过?

 

对于当初的决定我从来不后悔,但回国后的状况却是始料未及的。

 

我试图在大学找到一份教学的工作。北京几所大学都和我联系过,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功;也有一所上海的大学欢迎我去,但我觉得意义不大。那段时期确实挺黑暗的。我在美国呆了十年,回到中国已经45岁了,还要重新找工作,找得还不顺利。我父母亲也责怪我放着好好的副教授不当,非要去美国学习,花了十年的时间,回来了从头来过,连基本工资都没有,值不值?

 

当时我感觉有点悲凉,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觉得我的选择还是正确的。

 

其实回国时我自己也并不想继续走学术的道路,只是别人觉得念了博士回来就应该当老师。后来我也想通了,我还是要坚持自己的道路。我联系过的北京一所名校请我做了客座教授,期间我应邀去荷兰做访问学者。后来又有跨国公司邀请我开设机构,也有国外大学请我做中国区负责人,机会逐渐降临。后来,我走上了自己创业的道路,到现在快5年了。


 

 Photo by Kirill Sharkovski on Unsplash

Q:您创建的安通模式是什么?为什么创建它?它对中国这个社会,人们的幸福感有什么影响?


安通模式简单来说是安住与沟通的简称,它是一种心理疗法,也是一种成长和修为的模式。安住主要靠静心,通过静心来给我们浮躁的社会,信息碎片化的社会随时能够提醒自己安住在当下,不要被外界纷繁的信息牵走。这需要训练。

 

但光安住是不够的。许多人训练了安住得挺好,但缺乏人际沟通。

 

正念、禅修现在在西方很受推崇。禅修的根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所以我觉得将东方的禅修和西方心理学整合起来是很好的东西。

我们中国人在沟通的意识和艺术方面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在日常生活许多场合可以看到沟通意识的缺乏。

 

举个例子,比如在美国,老夫老妻之间会很客气很礼貌地跟对方说:“亲爱的,你可以帮我递杯水吗?”他们用的是请求、征求、商榷的语气。而我们基本上习惯于一种命令的语句,“给我一杯水”,“帮我开一下窗户”,都是命令句。请求还是命令语气的不同体现了后面的一个价值观,体现了你在内心将对方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安通提倡的是一种内修和外修,既让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又能提高沟通的意识掌握沟通的艺术。这对于中国当代来讲不仅是一种心理疗法,也是一种应该倡导的生活方式,一种国民不可或缺的软实力。


我希望从这一点来切入深入,从文化互鉴的视角来重建当代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在东西方文化互相映照之下我们的文化(思维和行为模式)有什么整合的道路可走。不再是单纯的传统,也不是纯粹的西化,而是中西中外的整合。


Q:对于您所做的一切,您的愿景是什么?


我很喜欢梁漱溟先生写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出版的。如果可能,我想写一本《东西方文化及其心理学》。


我想从东西方文化落到心理学的角度来操作和探索,因为光从文化上探索较难落实。像东方文化思想是集体主义的,西方是个体主义的,这些大家老早就知道,但怎么体现出来,怎么落实到行为上去,心理学这个角度是最好的,操作性远远大于哲学和文化。所以我就想,通过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摸索出一个整合东西方的心理学模式。

 

安通模式就是尝试让这种新文化落实到行为上来。既有中国传统的安顿身心,又有西方的沟通艺术。

 

我觉得这也是让中国的文化整合进世界的文化,是中国走向世界从文化角度必然要做的总结工作。有人零零碎碎在做,也有从理论的高度在做,但直接到国际的学术舞台和国际会议上去交流的似乎不多。所以,虽然我没有在学校做学者,但我还是有这份心。

 

我定位自己是独立学者。我经过系统的学术训练,见闻过学术界许多东西,虽然我的重点在应用,但还是在做一些学者的工作。

 

Photo by Kirill Sharkovski on Unsplash

Q:您经历过特别困难或难过的时候么?您是怎么度过的?


困难肯定挺多的。要说最大的困难,是我二弟去世,前妻离婚,去年我父亲去世,还有当时没有一个主流社会雇佣的工作,觉得挺难堪的。我倒没有什么焦虑,因为我觉得自己读了这么多书找一个工作总是没有问题的,但一两年晃来晃去,没有正经的职位,确实是不好受。

 

有人说我胆大包天,居然没有先找好工作就回来了。那个阶段从社会职业来讲是非常艰难的,一个月两三千块钱,讲讲课。当时在二外教了一年书,不在编制内,一节课(50分钟)只有80块钱。

从情感上来讲,丧亲和离异;从职业上讲,那一两年,在飘零中。这些都是挺困难的时刻。


我二弟是车祸突然去世的,当时38岁,遭横祸,当场毙命。我当时立刻回去奔丧,我父母完全“瘫痪”了,当时是非常伤心。回去后仍非常的悲伤。我坚持读完了硕士,就不想再读博士了。我就觉得读博士没用,我心情那么的悲伤,读博士做学术估计没什么用。我选择去医院实习,接受灵性、心理、临终关怀方面的临床训练。那一年,在每周的团体辅导中,每个人需要分享,我也开始学会倾诉,坦诚地跟五位同事、两个督导师互动,慢慢地心情好转了。经过了整整一年。至于工作上怎么走出来,那就是等待机遇了。

 

Q:您会怎么定义您的成功?您现在离您想要的成功还有多少距离? 您有什么梦想?


我所希望的成功就是不久的将来安通模式能够在国际心理学届有所认可,乃至正式成为一个模式。

 

我可能在国外的认可度比在国内高一些。因为我的学术论文全是英文发表的,有十几篇,有几篇还蛮有分量的,比如一篇《荣格解梦》被四五十本学术杂志邀请投稿。但这些文章都没有汉译在国内发表。我被邀请去很多国际应用或学术会议上演讲,时常是唯一或少数的亚洲人之一。

 

安通模式的第二篇英文文章,今年会在美国出版,会被包含在一本介绍各种心理治疗流派的专业书(Mental Health Practitioner’s Guide to Holistic Treatment)中。书里的许多流派都是大师之作。我的文章能被收录是令人欣慰的。我应该也是唯一的一个亚洲人。

 

还有就是现在培养的这些安通模式的学生以及进行实证研究。我总共已经带领过8个成长小组(每期8-12人,12周),期待实证研究完成后,报告出来之后这个模式就更成气候了。

 

我的梦想是安通模式在国际心理咨询心理治疗里得到承认,老外的期刊上有这个报道,有这个研究,是一个中国同行探索出来的,没有炒人家冷饭,是结合东西方精粹的一个原创。

 

在中国呢,作为一个生活的模式和疗法,起到推动我们的行为模式,尤其是人际沟通,价值观这些方面。

 

这就是一个梦想了,看看能不能成功。

 

Q:实现这样一个梦想对您来说为什么重要?

人生一辈子,从社会学的价值,从人生意义来说总要做点事情吧。我不知道能活多久,活到现在55岁了,能留下点什么呢?

 

我倡导的这个安通模式,不断地修正,不断地改良。从世俗意义上来讲,这就是我活着的时候做出的贡献了,给心理学,给文化做出的一个贡献,可以写在我的墓志铭上,安通模式的发明者和践行者,句号。

 


Photo by Kirill Sharkovski on Unsplash


Q:是什么让您取得了今天的成绩?


如果说今天我也算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还是我的持之以恒。或者说我坚定地相信,听从我内在的需求。

 

我放弃副教授舒服的职称,那个年龄还冒险自费留学,回来还不顺利。我没有因此悔恨,抱怨,还是继续我的道路。当然,有一些彷徨。我想过,要不回去教英文啊。后来一想,再去教英文,不是把我十年学的专业浪费了?当时也有人建议我开英文培训公司,我坚决不做。

 

我还是决定走我的正道,坚持我的初心。我的毅力还是很强,不会轻易地被别人吸走。会晃一晃,但我还是知道自己擅长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是有意义的,要坚持下来,有时候会穷一点,我坚信自己不会揭不开锅。

 

Q:您在而立之后清零,完全重新开启一条新的道路,能否分享一下您的感触?对希望改变人生方向的人,您有什么建议?

有人叫中年危机,确实和我有点像。我出国时36,哈佛毕业40岁。那时候正是在继续的调整之中。荣格说前半辈子为别人活,后半辈子为自己活。

 

我当时坚决放下舒适生活,真的是追逐自己的心愿了。我觉得条件是前半生的生活我已经体会得充分了,所以,我觉得必须要换一换,我才有可能接触新的东西,有新的成长,新的挑战。我那时已经干了十四五年,我觉得换一换,去转型,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再说,还是有一定的自信的。

 

不管怎样,我去折腾一下,回来肯定不会要露宿街头。尽管我学的东西不是最实用的,但是我喜欢的东西,努力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有一技之长。

 

所以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确认这个东西是你感兴趣的,是不是真的学到东西,掌握技术,境界提升了,你的专业技能扎实地得到训练。我想这是非常关键的。光是说我要转型,没有扎实地学东西,没有真实地成长,那转型之后是会很难堪的。当然,暂时的难堪也是正常的。转型时出现的那种冲击,那种难堪都是人生的财富,都是可以接纳的。


Q:中年转型,可能意味着放弃高收入,高职位,社会地位,别人的尊敬,这是让很多人无法决定的原因,您怎么看待?


在社会上,无论你是修行者,还是什么,多少都会关注社会地位,名誉,成功,财富。但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不应该把它背在身上背一辈子。你背来背去,最后还是要看你选择过什么生活。比如你换一个工作,转行,收入可能会少很多。这要自己想好。比如说有些人到四十几岁,觉得自己的财富已经足够支撑下半辈子,那么去换一换,那我觉得真的挺好的,但条件是一定要有一个更充实的精神追求。

 

地位就更虚了。

 

而且,我想,假如这个人在原本的领域做得职位已经很高了,收入很高了,那么,转行,我相信三五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因为,你要是在原来的领域能做得出色,说明你的经历,你的才能,你的修为,你的思维,你的交往的技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你再去换一个行业,只不过细节不一样,我相信过不了几年,仍然会是做得出色的一个人才。我是这么乐观地估计的。底线是财务上已经多点少点你都没太大关系了。


作者后记:

以上是对朱老师的采访稿。在对话的过程中,我被老师内心的梦想感染了。

那是一个黄皮肤的人对自己国家文化的钟爱,力图以一种世界认可的治学方式将它推向世界的舞台与西方的学术平起平坐,并希望以这样的学术成果为当代中国文化探索一条道路。

这是一个学术的梦想,是对自己国家未来美好文化寄予厚望的梦想,也是一个推动自己国家在文化领域进一步步入世界舞台的梦想。

想起一本书里看到的话,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理想,是让生命的本义不被世俗的事物绑架,让生命在阳光下成长。“


本篇文章转载自忻遇教练kalin的公众号 :忻遇教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