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泛太平洋团体心理治疗国际会议小记

    3月20号到22号第九届泛太平洋团体心理治疗国际会议及第二届中国团体咨询与团体治疗大会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和英杰交流中心召开 (http://www.groupwork.org.cn )。会议的主办单位是国际团体心理治疗与团体过程学会（IAGP）以及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团体心理辅导与治疗专业委员会，承办单位是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和万生心语教育机构。来自大概二十个国家与地区的大约五百人参加了会议。这次大会的最大特点似乎是在大会期间和大会后安排了几十场内容广泛、方式多样的工作坊，工作坊的总分量远远超过讲座、报告的份额。大会的组织工作和志愿者有序友善的临场服务令人叫好。

    20日是全体大会，上午IAGP主席David Gutmann (法国)作了题为When “A” encounters “B”: the TransformaCtion (不知是否写错了？)的主题讲演。樊富珉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大陆团体咨询与团体治疗：发展、现状与挑战”的讲座。下午的三场全体报告分别为“华人抑郁症的团体治疗—身心灵全人健康介入模式的应用”（陈丽云、陈凯欣，香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干预研究”（方晓义，北师大），“台湾团体工作历史”（陈若璋、夏林清，许育光，台湾）。

    21号上午和下午各有10个会中工作坊同时展开。上午我选择参加了美国教授Walter Stone 的工作坊，题为“评估督导：督导和受督导者的任务和障碍”。由于翻译加上教授年事已高，实际上教授所讲的内容不多，但是老教授五十多年的教学和督导经验令人印象深刻。他所讲的在我们中国目前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当中还远远没有认识到，有的甚至还根本没触及到，也还没关注到。当他问在座的有多少人受过督导时，很多在场咨询师和督导师（大概有二十人）大部分都没有反应，其中有一位说她受过督导，但仅有一次。教授又问在中国受督导之后督导师是否要写评语，写了评语之后是否要送到上级的主管机构。他又问，被督导者是否有权阅读督导师的评议？学员的基本反应是在中国不同意督导师的做法比较不符合中国的文化，但是有时候可以跟督导师讨论、商量。Stone教授接着说，假如被督导者不能质疑督导师的评论和督导，那么起码在美国来讲这是不够职业规范的，或者说是无效的。他紧接着又说当然他不能改变文化，大家哄堂大笑。我说我受过督导一整年，教授接着问我受督导的频率是多少，有没有受过团体督导？我说，那一年我每周接受一次个人督导、两次团体督导。教授又问我，督导师给你反馈意见吗？我说每周个人督导的时候都有督导师的口头反馈意见，然后每四个月督导师给我一个书面的督导意见。课堂上我没跟他说我的督导是在美国旧金山一个医院里面做的(后来我在课间休息的时候跟他讲明了这一点）。

  Stone教授接着邀请一位在座的志愿者来跟他演示督导与被督导。一位国内颇有些影响的咨询师分享了他最近的一个案例，寻求督导。经过三番五次颇为费解的沟通，Stone教授终于明白，这位被督导者的问题似乎不是在于他的成员那里，而在于他自己本身。这位当时在带领一个团体，他觉得团体成员中唯一的一位男士对自己颇有意见。Stone教授指出团体领导者不应该是团体成员注意的中心。假如说团体成员的注意力都落在了领导者身上，这是不正常的。而这位中国的这位受督导者（团体的领导者）恰好犯了这个错误。也许正如许许多多中国的团体咨询和治疗领导者一样，这位受督导者认为团体注意力的中心落在自己的身上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位美国教授认为团体的注意力始终应该在团体的各个成员身上，督导的内容也只能是有关团体心理治疗的方法、理论、程序等；督导不能变成体验，如果受督导者要体验性的督导，那最好找心理咨询师，一般不找督导师。Stone教授有言在先：他的督导取向是精神动力学。

    21日下午我选择参加了台湾南华大学李燕惠教授的工作坊，主持人为兰州大学的彭贤教授。李老师工作坊的题目是“正念疗法与助人专业入门工作坊”。她把正念训练比作冲浪运动，把冲浪板比作身体和呼吸，冲浪时与波共舞、随波逐流就相当于在正念练习当中放大心量，开放心态，让心灵大海中可怕和可爱的东西共处同在。

    李教授最初是在德国学习哲学和宗教的，也学习过心理剧，最近几年开始学习正念减压和正念认知疗法，目前还在牛津大学受训。根据研究，抑郁症患者第三次复发后更愿意来学习正念认知疗法（MBCT），因为两次复发让这些抑郁症患者感到非常的痛苦。MBCT经过实证，发现其对抑郁症的复发有明显的疗效。MBCT是认知行为疗法的第三浪潮，它声称不需要改变来访者的认知扭曲和错误，只需要调整对这些认知的关系，也就是说，让来访者通过正念练习知道某些所谓的认知错误只是个事实，而不是我本人；或者说思想、念头只是流动着的思绪，而不能等同于我。一旦有了这个觉知或洞见就有可能减缓焦虑和抑郁。我问李教授，仅仅凭着这个觉知而能产生良性的行为改变，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也就是说仅仅靠着觉知和洞见而没有刻意采取相应的行动训练，改变或转化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李教授说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她说，“回到当下呼吸就会有智慧产生，来应对情景”。

    或许是由于她受过心理剧导演的训练，李教授的工作坊安排了许多的练习和活动。大家先是静心一分钟，然后她要求大家从座位上站起来，感觉到脚踏实地、自身的存在，接着就要求大家单脚跳舞并与对方击掌，左右手击掌完毕后换一个人继续，边跳边击掌，课堂气氛顿时为之轻松欢快起来。下一个活动是著名的身体扫描。由于人多（30-40人），没法躺下，大家都站着，随着教授的指令从脚底到脚跟到小腿，一直到头顶做“扫描”（感受），扫描的目的也是要让大家觉知自己的身体状况。再下一个活动是让同学两两配对，谈论自己扫描的时候所发现的身体病灶，接着大家站起来行走继续对话，也就是配对的同学边走边继续聊彼此的病灶以及怎么样来照顾和护理自己，也就是李教授所谓的“调整员工福利”。再下一个活动，每个学员给自己的自我照顾（self-care）打分，从一分到十分，一分是自我照顾的状况最差，十分是最好。我打了个六分，大部分人排在6-3分间，10分与1分的各有一位。大家打完分之后依次站队，李教授让站在一分和十分的两个人做了分享，再接下来李老师让我们分享今天最深的印象。最后一个活动是大家一起共同回顾整个工作坊的大致历程。

22号上午有上半时9场和下半时10场小组报告。我被安排在上午第九分会场与港台同行一起报告：，每位只有15分钟的时间报告。我的报告题目是“团体禅修整合心理疗法”，介绍了禅修和主流心理疗法的基本特点，禅修心理整合疗法产生的背景，与MBSR与MBCT，Analytical Zen的不同之处。然后，我介绍了此研究所用的方法、结果、结论：禅修心理整合疗法与同类疗法相比显示出他独到的切入点，这是它的亮点。研究的局限是：虽然禅修心理整合疗法自2009年以来在国内和欧美举行了约30来场工作坊，其疗效仍需要严格意义上实证研究的进一步印证。由于时间有限加上主持人未能严格把握好前面的报告时间（我看到两位主持人犹豫了好几次），我和最后一位报告人根本都没有时间答问。欣慰的是会后依然受到不少致意和赞许，结识了好几位新朋友（如张秀琴、彭贤，贾晓东等），稍后也跟李燕惠教授当面结了缘。

    22号下午，我选择了樊富珉教授的工作坊，主题是“团体心理辅导与咨询方案设计：过程、步骤、内容与案例”。樊教授的讲演非常充实，内容很细很多，让初学者感觉到做团体咨询的基本方法和运作，后半部分似乎更偏向于对大学生所做的团体辅导。樊老师说“团体是个神奇的圆圈”。她跟我们分享了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的一个故事。樊老师说筑波大学那门“逃生”课的练习震撼了她，使她从当时所受的正统高尚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开始关注自己的生命，以及自己跟他人亲疏远近的不同关系。

    樊老师不愧是国内团体心理咨询和治疗的领导者，三个小时PPT结结实实讲下来她依然是言犹未尽，主持人不得不提醒她必须要下课了，因为她还需要赶点去主持闭幕仪式。大家学到许多知识，也了解了樊老师的经历。不过，樊老师的课与其说是工作坊，更不如说是一次讲座。除了一开头樊老师教给大家一些放松（用躯体写姓名）的动作之外，整个工作坊几乎都是她老人家在演讲，大家在下面听、记笔记、照相，缺少了一些互动。有幸的是我坐在第二排，樊老师似乎全然记起了我，还不时地招呼我，甚至让我应证在国外念书时的孤独无助感。

    赶到闭幕式所在地，樊老师以中方主席的身份，感慨的说“谢谢大家，我真没想到大会第三天了，现在是下午五点左右，来参加闭幕式的人还那么多，坐满了会场”。接着几位国际代表和国内代表简短的做了演讲。台湾的陈若璋教授风趣的说，闭幕式的讲话就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大家哄堂大笑）。前边几位，比方说上海的徐勇和韩国的柳东秀都殷切的期待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中国模式，或者说本土化。但陈若璋教授认为，我们似乎不能仅仅期待本土化，而必须要同时兼顾国际化。就像这次对失联马航的寻找搜救一样，既是马来西亚本土的，也是国际性的。陈教授的这个观点与我相符，希望这能够成为更多人的共识。在樊老师的倡议下闭幕式以大家合唱同舞 (前台有人带着)手语歌这个温暖、人性的方式结束。